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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在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观点其实是根本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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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09:37: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9年5月15日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国领导人在大会演讲中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乃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试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军力强大就一定证明这个国家的文明先进吗?美国的经济水平和军事实力足够强大吧,然而美国如今成为了全球疫情的震中。

不仅美国成为了全球疫情的震中,事实上如今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处于疫情集中爆发的状态。相比之下中国以及中国周边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蒙古等亚洲国家普遍取得了比欧美国家好得多的抗疫成绩。如果你要说西方文明比亚洲文明更先进,那又怎么解释在这次抗疫斗争中的巨大差距呢?所以我从来不赞成所谓中华文明从什么时候起落后于西方文明这样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在本质上把文明与国力搞混淆了。事实上文明从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人类社会每一种文明无不彰显着思想之美、生活之美、创造之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意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近代西方国家的国力超越了中国等东方国家,可这能证明双方各自文明形态的优劣吗?作为东方文明鼻祖的中国早在两千余年前就已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而西方国家则在中世纪长期处于封建采邑制度下,直到19世纪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前在国力上是强于西方国家的。那么这就证明中华文明优于西方文明吗?


事实上那得看是在哪些领域:徐光启就承认他的自然科学水平不仅他的西方老师利玛窦,而利玛窦只是一名传教士而并非专业的科学家,由此可见当时西方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就已超越中国。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衰落是一个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西方列强绝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全面赶超中国的,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就在所有方面全方位超越中国了呢?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事事都不如人呢?恐怕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哲学上也有一个与之相类似的观点叫做“物质不灭”。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物质存在具有的无限、永恒、绝对的性质。当然物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续的运动变化状态,但绝不会凭空消亡。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演进又何尝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呢?历史并不是一个个孤立事件的简单组合,而是一条永续发展的长河。


历史上发生的任何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点一滴汇聚才创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在历史的发展传承过程之中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彼此互相影响着,从而造就了滚滚向前递进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打开燃气灶生火做饭时我们不会想到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生火做饭这种方式的人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何等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却的的确确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看似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无关的点点滴滴细节实际上恰恰是汇聚塑造我们今天所身处这个世界的根源。


历史的永续运动是遵循一定逻辑的。中国古人一般将这种逻辑称之为天命或天道,用现代唯物主义的观念来说这是历史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历史正是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不断演进正如河流遵循着河道不断往下流一样: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任何变化都是基于以往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各自演进历程都是在充分吸纳前代基础之上的,并不存在所谓西方文明在近代出现了本质上的突破式发展的现象。


当然也更不存在西方文明天生优越的所谓”西方中心论“。真正导致西方国家的国力在近代超越东方国家的核心原因与其说是各自文明体系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词”天道“,那么何为天道呢?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这点我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得到:老鼠体型小,在食物链中处于下游,因此造物主就赋予它超强的繁殖力以弥补容易被捕食的缺陷;作为食草动物的羚羊则被赋予了奔跑速度和数量上的优势。


为什么食肉动物的数量永远少于食草动物就是这个道理,否则生态系统就无法维持。人类社会其实也遵循一样的法则:并没那种文明体系是天生优越的,因为天道在赋予某种文明体系一定优势的同时也会使其具备一定的固有缺陷,不可能令其完美无瑕的。文明体系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这就正如我们个人的性格并没优劣之分,只看谁更能适合他所在的环境圈子。对国家文明同样如此:并不存在先天的优越性,只看谁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西方国家的国力在近代超越东方国家只能证明西方文明顺应了特定的具体时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也不代表西方国家可以始终保持自己的优势。当然话说到这儿就给我们留下了几个疑惑:其一为什么西方文明更适应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其二为什么中国没能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使自己迎头赶上呢?其三如今的西方文明是否还具备优势,而我们又是否应当向其学习呢?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文明更适应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


任何文明都具备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这是天道所赋予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种文明体系在面临时代转折时就存在着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克服自身劣势的问题。中国在人类从原始的狩猎采集向定居农耕时代过渡时无疑是极为成功的,所以才能发展出绵延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相比之下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其实是失落的文明:如今的埃及人、希腊人甚至都不是建造金字塔和帕特农神庙的古埃及人、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


然而当人类社会从定居农耕形态向工业化大生产形态过渡时中国为什么没能在第一时间适应这种变化呢?物理学上的惯性定律认为:若无外力作用物体将始终维持既定的运动状态,而物体质量越大则惯性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乃至整个生物进化史也遵循这一规律:在上一轮进化或变革过程中的胜出者由于过于适应于成功经验而往往成为下一轮进化或变革过程中最先淘汰出局者。当某一文明通过变革领先于其他文明时人们就会对自身文明形成强烈的认同感。


那么在下一波变革来临时就会出于对未知的不确定状态的先天抗拒心理而难以适应。这种纯理论的解释可能过于抽象,所以我为大家举一个曾真实发生在我们很多人身边的例子:在我国的国企改制过程中过去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国企职工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谋出路,要么就等着下岗分流。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等着厂子破产以后下岗分流而不愿提前自谋出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对未来的不确定状态的先天抗拒心理。


哪怕明知自己的铁饭碗已捧不了几天了,可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为自谋出路的结果是无法预知的。事实上大到一个国家同样也会存在对未来不确定状态的抗拒心理。在世界进入近代历史之前中国早已形成相当成熟的大一统帝国形态,而这种制度也被证明具有想到的稳定性,而在没遭到西方文明打击之前就要求中国的统治者意识到时代已然变化了,自己必须对既往的典章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无异于强人所难。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普遍国土狭窄、历史也不长、在进入近代之前经济上也不富裕。


这一切决定了西方国家在人类近代历史的转折关头所面临的改革阻力其实要比中国小得多,因为本就一无所有还能有什么可失去的呢?这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光脚的西方人本身没什么可失去的,那么当然就有敢闯敢变的冲劲;有鞋穿的中国人就会觉得自己的小日子还过得去,万一折腾到最后弄得自己没鞋穿可就麻烦了,所以中国人在当时有着强烈的保持既定状态的惯性思维。如果说这种惯性思维使中国在近代历史的转折关头被西方超越,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使自己迎头赶上呢?


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想过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实现民族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不断在盲目媚外和盲目排外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历史。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并没唤醒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之中的统治者,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京师沦陷才使身居紫禁城中的最高统治层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于是一场旨在学习欧洲国家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随即展开。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这种单纯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触及国家制度的改良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又开始学习日本的经验试图进行维新变革,然而事实证明在悠久的专制统治基础的中国变法维新并不是一条合适的出路。维新变法的尝试失败后美国的共和模式吸引了中国人的注目,于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也仿照这一模式建立了一个共和国,然而这套制度再次被证明因为与中国国情的不适应而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在推翻皇帝后换来的却是军阀割据混战。曾有那么一个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想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共和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


几乎当时世界上所存在的思潮都或多或少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有人公开主张全盘西化。即使当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后仍有那么一段时期曾出现过不顾中国国情而盲目照搬苏俄经验的情况,整个近代历史上中国曾先后尝试过走欧洲道路、日本道路、美国道路、苏俄道路,然而历史最终证明中国人还是只能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实际情况。当然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代表我们需要排斥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体系。


当今世界文明的演进历程已清晰无比地向我们证明:在未来不同文明之间完全可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从而最终实现古人所谓的天下大同理念。我们可以清晰无比地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一直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两千多年前一个名叫张骞的中国人用他的双脚走出来一条联系东西方的交通干道,遥远的异域文明通过这条交通干道与中华文明展开了日益频繁的交流,以致于西域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交汇之地。


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在西域地区留下的佛教壁画、伊斯兰遗迹以及吐火罗文等远古文字如今也已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当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后文明之间的交流频率大大提升:香港人早已习惯了粤语、普通话和英语混搭的语言习惯;韩国人信起了西方舶来的基督教;汉传佛教信徒并不觉得这种糅合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古印度佛教的宗教体系有什么不妥;日本人用着根据中国汉字偏旁结构演化而来的文字;越南人下着中国发明的象棋......请问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独立性吗?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最难被消灭的力量就是民族文化的力量,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传承历史,任何试图切割历史的行为最终都只能被证明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闭关自守而拒绝一切外来文明,但同时也不可能有哪个民族完全放弃自我而被外来文明彻底同化。当今世界既是一个各种文明交流频繁的全球化的世界,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上全世界分布着大大小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数万个非政府组织同样广泛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


各国的文明体系同样是呈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明尽管上溯至古希腊文明,可在此之前古希腊文明同样充分吸收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的部分因素,而古罗马文明在将古希腊文明发扬光大的同时又加上了自己的创新。事实上所谓的”西方文明“一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这个词忽视了西方各国之间的文明差异:尽管西方各国的文明体系都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结合,可天主教国家、新教国家、东正教国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性。


尽管有一部分西方人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强调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包括一部分西方人在内也强调普世价值应该包含对不同文明体系的尊重。即使是在奉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同样存在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与当代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存在差异,在资本主义内部欧洲不同于美国,在欧洲英国不同于欧洲大陆,在欧洲大陆德国不同于法国......


在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存在差异,在阿拉伯国家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存在差异......更何况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与印度的巨大差异、中国与日本的巨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多元化世界。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化和多元化仍将是这个世界同时存在的两种发展趋势。傲慢和偏见从来都是人类文明交流的最大障碍:当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乾隆皇帝拒绝与海外国家的交往,如今某个西方大国叫嚷着要和中国切断联系。


如果西方人把当年乾隆皇帝的行为定义为是傲慢与偏见的话,那么今天某些西方政客却做出了他们自己曾极力抨击的行为。中国面对这些西方无良政客怀有偏见的挑衅行为从来都是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只有抛弃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才能打破文明隔膜的坚冰,只有抛弃那些荒诞的傲慢与偏见才能真正构建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各文明之间应当是求大同存小异,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寻找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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